说起三国时期曹操的几个儿子,曹丕曹植一直都是人们经常谈论的两个人。很多人都仰慕曹植曹子建的文采,尤其是一篇《洛神赋》,更是衍生出了无数版本的爱情故事。而在文采方面,曹丕虽然也有建树,不然就不会有“三曹”,但是相比曹植,可能还是差了一些。他们曾经都有希望成为继承人,但是最终还是曹丕胜了,尽管如此曹丕却一直都忌惮曹植,明明曹植更像是一个诗人,为什么曹丕还要忌惮他呢?
曹丕对曹植最忌惮的地方,其实并不是曹植的才华和文采。这些只是加分项而不是基本盘。曹丕对曹植最无法容忍的,是曹植对兵权的染指。
在接班人之争上,曹丕与曹植明争暗斗,互有输赢。司马门事件似乎是半决赛的决胜局:“植尝乘车行驰道中,开司马门出。”于涛先生指出,司马门是曹操重建洛阳城的宫禁之门,而洛阳城的重建完全仿照都城,这意味着曹操已经按照天子的配置为登基做营建。但曹植擅闯司马门事件,某种程度上乃是一种对王权的僭越和预支,这将曹植内心深处的热望和浮躁都暴露在世人面前。这使得曹操大为震怒,决定不再考虑曹植。这一局的输球,并不是因为曹丕的洪荒之力,而是因为曹植自己不作死就不会死。
然而后来曹操竟然给曹植加了一场复活赛,那就是建安二十四(公元219年)年,曹仁于樊城被围,于禁被水淹七军之际,曹操任曹植为南中郎将,命其南下救援樊城。这样的任命意味深长:须知在此之前,曹丕曹植均没有接受过军事任命,都未曾接触过兵权。带兵打仗的一直是三子曹彰。而在吴蜀未灭,天下未定的情况之下,未来的曹氏政权也必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之内保持其军人政府色彩。所以未来的君主,没有一定的军事履历是说不过去的,而没有战争中的领导经验和威望,也难以对吃重的武官集团形成控制力。
虽然王子中带兵的是曹彰,但他或许是因为综合素质不行,始终置身于储君之争之外。那么,在两个可能的接班人之间,谁先带兵,或者谁带过兵,意义就非同小可。曹植领兵的任命,一方面反映了曹操对于接班人的选择或许已经转向了曹植一边,若让曹植立点战功,立储就顺理成章;另一方面,即便领兵和接班不能划等号,曹植手中的兵权对未来的曹丕都无疑是一种威胁。有枪就是草头王——领兵的曹彰最终在曹丕那里不得好死,而曹植后来幸而不死,除了《七步诗》的煽情之外,或许也是因为曹植未掌兵权,威胁不大,因此因祸得福。
曹操对曹植的任命,也并非心血来潮。应该说,曹植一直充满建功立业的抱负,而曹操也知子莫如父,对曹植也是期望满满,一直寻找机会锻炼培养。曹植的名篇《杂诗》里,这种“戮力上国,流惠下民”的渴望溢于言表:
仆夫早严驾,吾将远行游。远游欲何之,吴国为我仇。将骋万里涂,东路安足由。江介多悲风,淮泗驰急流。愿欲一轻济,惜哉无方舟。闲居非吾志,甘心赴国忧。飞观百余尺,临牖御棂轩。远望周千里,朝夕见平原。烈士多悲心,小人偷自闲。国仇亮不塞,甘心思丧元。拊剑西南望,思欲赴太山。弦急悲声发,聆我慷慨言。
黄节先生在笺注此诗时,认为这是建安十九年(公元214年)所作:“《魏志》建安十九年秋七月,操征孙权,使植留守邺都。植有是赋(指曹植《东征赋》)。此诗盖同时作也。操临行戒植曰:吾昔为顿丘令,年二十三,思此时所行,无悔于今。汝年亦二十三矣,可不免哉?”应该说,这虽然没有让曹植直接带兵打仗,但这等于是让曹植监国。何况“典禁兵,卫官省”(《东征赋》)虽然不是直接打仗,但已然属于备战状态。善攻者必先善守。曹操为曹植设计的进步之途,也可谓循序渐进。
对于建安二十四年曹植南中郎将的受命,曹丕自然无法坐视。但曹植此时却没有进入竞技状态,反而吊儿郎当,了不设防。出征前夜,曹丕略施小计,以送行为名将曹植灌醉,让曹植在大军开拨前失期误事。这样一来,延误军情事小,曹植在大伙心中的印象大幅度跌分,特别是曹操,更是对这个扶不起的子建大失所望。曹植不仅丢掉了兵权,也丢掉了在将士中的威信。曹操即便依然疼爱这个孩子,也只能把疼爱往肚里咽。在政治世界,不老实的曹丕和不靠谱的曹植相较,不靠谱的危害对于国家还是大些。
到手的兵权拱手送人,失去了才知道珍惜。直到皇位尘埃落定,曹植依然没有放弃对兵权的追求。在黄初四年徙封雍丘王之际,曹植献上了一首自我批评的《责躬诗》:
于穆显考,时惟武皇,受命于天,宁济四方……伊予小子,恃宠骄盈,举挂时网,动乱国经。作藩作屏,先轨是堕,傲我皇使,犯我朝仪。国有典刑,我削我绌,将置于理,元凶是率。明明天子,时笃同类,不忍我刑,暴之朝肆,违彼执宪,哀予小子。改封兖邑,于河之滨,股肱弗置,有君无臣,荒淫之阙,谁弼予身?……昊天罔极,性命不图,常惧颠沛,抱罪黄垆。愿蒙矢石,建旗东岳,庶立豪氂,微功自赎。危躯授命,知足免戾,甘赴江湘,奋戈吴越。天启其衷,得会京畿,迟奉圣颜,如渴如饥。心之云慕,怆矣其悲,天高听卑,皇肯照微。
整首诗先叙述先父曹操的丰功伟绩,再做一番自我检讨。最终奏雅之际微露怀抱“愿蒙矢石,建旗东岳,庶立豪氂,微功自赎。危躯授命,知足免戾,甘赴江湘,奋戈吴越。”鉴于带兵的任城王曹彰之横死,曹植必定深知兵权乃是曹丕的敏感点。曹植只能将自己心中最深切的愿望,稀释在大段大段的自我批评之中,而将带兵打仗的愿望也说成是将功折罪。虽然建功立业是最大的心愿,但自我保全,韬光养晦才是当务之急。内心的扭曲,关系的微妙,实在是难以言说。
然而隐微的说辞未必能保护诗人,同是诗人的曹丕对曹植的文字游戏恐怕一眼看穿。清人吴淇在评价此诗时说道:“魏武帝以子建才类己,几欲易太子。所以子建与文帝各竖党羽,而子建之党犹盛。然终于不济者,独以未得兵权故耳。武帝既没,文帝决无假以兵权之理。而乃屡请自试,且请之于罹罪之余,更深文帝之忌耳。”
曹植那篇著名的《求自试表》,乃是写于太和二年(公元228年),即曹丕去世,曹叡即位后的第二年。《三国志·陈思王植传》载:“太和元年,徙封浚仪。二年,复还雍丘。植常自愤怨,抱利器而无所施,上疏求自试”。曹丕的死对曹植来说或许意味着翻盘的可能。曹植将所有被压抑的诉求一股脑儿吐了出来:
“……方今天下一统,九州晏如。顾西尚有违命之蜀,东有不臣之吴,使边境未得税甲、谋士未得高枕者,诚欲混同宇内,以致太和也。故启灭有扈而夏功昭,成克商、奄而周德著。今陛下以圣明统世,将欲卒文、武之功,继成、康之隆,简贤授能,以方叔、召虎之臣,镇卫四境,为国爪牙者,可谓当矣……固夫忧国忘家,捐躯济难,忠臣之志也。今臣居外,非不厚也,而寝不安席,食不遑味者,伏以二方未克为念……伏见先武武臣宿兵,年耆即世者有闻矣。虽贤不乏世,宿将旧卒犹习战也。窃不自量,志在效命,庶立毛发之功,以报所受之恩。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,效臣锥刀之用,使得西属大将军,当一校之队;若东属大司马,统偏师之任,必乘危蹈险,骋舟奋骊,突刃触锋,为士卒先。虽未能擒权馘亮,庶将虏其雄率,歼其丑类。必效须臾之捷,以减终身之愧,使名挂史笔,事列朝荣。虽身分蜀境,首悬吴阙,犹生之年也。如微才弗试,没世无闻,徒荣其躯而丰其体,生无益于事,死无损于数,虚荷上位而忝重禄,禽息鸟视,终于白首,此徒圈牢之养物,非臣之所志也。流闻东军失备,师徒小衂,辍食忘餐,奋袂攘衽,抚剑东顾,而心已驰于吴会矣……”
依然是当年“拊剑西南望,思欲赴太山”的豪情壮志。(作者按:曹植诗文中对敌国的指代由“西南”到“吴越”,或与其活动范围有关。盖《杂诗》“西南”与“吴仇”并举时,曹植以临淄侯之爵守邺城,此既是曹操军事大本营,亦是东西之枢纽,故吴蜀同是敌国。而晚期作品专以“吴越”“吴会”“江湘”代敌国,或是因为曹植的封国采邑由临淄而安乡而鄄城直至雍丘,一直在魏国东南部徘徊,近吴而不近蜀。故曹植明志之诗,也是着眼当下,并非空洞抒情)然而曹植再一次明珠暗投。曹叡的凉薄不下于乃父,而平庸则过之。况且兵权的敏感性乃是结构性的问题,并不因人而有所改变。
千古风流,浪花淘尽。历史没有给曹植建功立业的机会,而我们也不知道带兵打仗和吟诗作赋对于曹植究竟哪个更好。刘勰的《文心雕龙·才略》说“文帝以位尊减才,思王以势窘益价”,或许对于曹植的不公平,在历史上却是公平的。我们无法假设历史,想象历史,而只能理解历史、珍惜历史,包括珍惜每一个具体的人,珍惜他们的苦难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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